01

 童年时漂流到台湾 

我三岁时到台湾后，父亲可以分配到一间宿舍，这个宿舍的选择，改变了我的一生。

当时生活太苦、太穷了，所以母亲没有选择位于市中心的宿舍，而是选择住大龙峒，附近全都是说闽南话的台湾本省人，只有他们少数几个外省人住在那里。大龙峒旁边还有保安宫、华西街、孔庙，有各种不同的台湾元素。

我问母亲：“为什么我们会住到大龙峒来？”她说：“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饭吃，所以要住在一个院子比较大的地方，可以养鸡、种菜，大家才可以活下去。”

现在想来，母亲充满了如何活下去的生活智慧。事实上，她是清朝时期的贵族，我介绍《富春山居图》、中国古窑等时，母亲会说，以前家里的柜子里都是这些东西。

也许是受母亲影响，使得我从小对追求美学产生了兴趣，不像有些人去追求拍卖场里的古董，因为我觉得，“美”不是追求实质物品的价格，美是无价的。

比我小三十岁、四十岁的年轻朋友，听我讲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可能会有一种陌生感。

那是1950年代，我的父亲是的军人，他有一种军队训练出来的、奇怪的忠心耿耿，所以他自愿留在福建老家打游击，他同期的同学先到台湾，后来都做了陆军总司令。

之后形势发生变化，母亲觉得一定要让这五个孩子逃出去，所以我们就藏在船的舱板底下，从闽江口漂流出来，漂流到白犬岛。

后来我回马祖去找这座岛，一直找不到，当地人才告诉我，原来已改了名字，因为蒋经国不太喜欢白犬这个名字，觉得不吉利，就改成“莒光”，叫作东莒、西莒，就是当初的东犬、西犬。

我去那个岛上看了一下，对我而言，那是一个特别的遭遇。但1949年以后，经过这种方式来到台湾的人，其实蛮多的。

02

 来自族群的安全感 

踏上这个土地以后，举目无亲，什么东西也都没有，因为逃出来时，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带。所以我常常跟朋友说，对传统华人而言，祖宗牌位是一个很重要的记忆，可是我们在台湾过的第一个旧历年是连祖宗牌位都没有的。

我记得父亲用很工整的楷书写上 “蒋氏历代祖先牌位”几个字，贴在白墙上，再用黑猫牌香烟的空罐装了米，插了三炷香，从父亲到孩子一个一个向牌位磕头。

长大后看过很多豪华的祖宗牌位，可是我觉得最庄严的祖宗牌位，始终是记忆里那张用小小红纸写就的牌位。离乡背井之后，自己记忆里还是有一个祖先的牌位，好像也是祈求一个庇佑吧。

到台湾两年后，父亲不愿意再任军职，转到公职去，所以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公家宿舍。当时宿舍有两个地点，一是在厦门街，一是在大龙峒。

母亲带我去看了厦门街，她只是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摇摇头。那时我大概六岁了，我们坐了2路公交车，从火车站起站，终点站在大龙峒，下车的地方就是现在孔子庙的万仞宫墙。

我还记得我问母亲“仞”字怎么念，她念给我听。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很高很高，是丈量的尺寸。”

我们穿过孔庙，到了保安宫，母亲很自然地在保安宫前拜一拜。后来我才知道，大龙峒是台湾同安人聚集的地方，同安人希望保生大帝能保护同安人，所以叫保安宫，现在是台湾台北很重要一个古迹。

保安宫左边有一条很窄的巷子，现在都还在。穿过这条巷子就进到重庆北路二九五巷，我们看到一排四栋新盖好的水泥房子，我母亲看了以后，决定选择这个宿舍。

后来我长大了，问她当时怎么选择大龙峒？因为厦门街外省人比较多，族群靠在一起，可能比较有安全感。

但是，她选择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告诉我因为家里有五个小孩，但父亲的薪水一个月只有45块台币（约10元人民币），靠这份薪水不够养活一家人，所以母亲已经在脑海里筹划，准备养鸡、养鸭、养鹅、种菜这些家庭副业。

03

 苦日子也有乐趣可寻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样的生活不是苦，反而是快乐的。大概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放学回到家，书包一丢，我就去捞浮萍、捞蚬仔，把蚬仔砸碎拿去喂鸭子，有时候也会去挖蚯蚓给鸭子吃。

生活里的这些东西是苦吗？其实也可能是一个很有趣的乐趣。

我一直觉得做这些事情比在大龙小学上课还要快乐。

在荒野、在乡野当中，有时会抓到几条黄鳝，我就很开心，父亲还教我怎么辨认蛇跟黄鳝，要靠手去摸，黄鳝有黏液，身上滑滑的，如果摸到蛇就要赶快抽手。黄鳝非常好吃，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自己找很多食物。

记得中国大画家齐白石讲过一句话：“有钱难买少时贫”。

齐白石就是如此，因为贫穷，所以要去捞虾子、养小鸡，所以他老年时画虾子跟小鸡，画得好到不得了，没有那样的经验跟感觉绝对画不出来。

我没有孩子，如果有，我会让他去过贫穷的日子吗？我想我舍不得。所以，也许是一个因果，不是我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因为你恰好生在那个年代，所以有那样的童年，体验到很不同的东西。

我家门口有一棵红心番石榴树，我们会摘番石榴吃，有时还摘扶桑花，扶桑花蒂的部分吸起来好甜好甜。你会发现大自然里好多迷人的东西，每一天都会发现新的东西可以去玩，可以去尝试。

04

 幸福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我常常会觉得，好像我并没有后悔有过那样的一个所谓贫穷的童年。我想给比我小三十岁、四十岁的年轻朋友回忆一下那个年代。

我们住的小区家家户户都一样，没有电视。那时候台湾根本没电视台，也没有冰箱，没有电话，更没有汽车，没有空调，所有今天我们家里有的东西，那个年代大概都没有。

到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们那条街有一家人经济能力比较好，他们有了第一台冰箱，好像是美国进口的，好大一个冰箱，就放在客厅中央，小区的人都轮流去看，我们觉得好羡慕。

那个年代很多人的冰箱都是放在客厅的，让小区的人去看，然后很大方地说：“大家家里有剩菜都可以拿来放。”

大家知道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没有什么剩菜，我们每一餐都是蚬仔跟空心菜两样食物，常常就是这两样。可是很奇怪，大家都会硬要剩一点，就为了要拿去存放在那个冰箱里。

那时候家家户户这种紧密的关系，真的很难得。说到这里我不禁想，我今天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如果年轻朋友想为自己的生命幸福下一个定义，不要只问得到什么，同时问一下我失去了什么。我想生命的意义应该要两方面一起去思考。

我已经几十年没有去想这些故事。可是我想把这些故事讲给年轻人听，年轻人知道这样的故事，可能心酸，可能觉得有趣。

生活里的温度、生活里的温暖，不完全是用物质的条件来看，有时候可能要看更多。

来源原创 蒋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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