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砚 祖

李砚祖，博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设计艺术学、工艺美术学的理论研究与教学，并长期从事中国画、陶瓷艺术创作。出版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2003年获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凤凰文库·设计理论研究系列”主编，《世界设计史》总审校。

 1 

就西方设计史的译介和研究而言，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有不少学者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当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辛华泉以及策划和筹备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的一批专家学者，江苏无锡轻工业学院的张福昌、吴静芳，广州美术学院的王受之、尹定邦等，都在译介外国设计史，在设计发展的动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果把建筑界的相关译介联系起来看就更为壮观了。

就我所见而言，近几十年来，翻译出版的各类设计史论著作已经上百种，早一点的如英国学者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汪坦主编，王申祜译的《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从威廉·莫里斯到格罗皮乌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近一点的如美国学者大卫·瑞兹曼著，王栩宁等译的《现代设计史》；中国学者撰著的如王受之编著的《世界现代设计史》，何人可撰著的《工业设计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等。其中，王受之先生应该说最具成就，从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他编著的第一本《世界设计史》后，出版了系列的西方设计史著作，如《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世界时装史》等。在设计史译介方面深具影响的还有湖南大学设计学院的何人可教授，其译著的《工业设计史》简洁、脉络清晰，成为很多高校设计专业的教材。

其后，随着中国设计教育的发展，设计史著述日趋丰富，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学者大卫·瑞兹曼的《现代设计史》，是写作和翻译都比较好的版本。此外，还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设计问题》《设计文化》等设计理论研究译著。

《世界设计史 》（卷1&卷2）

 2 

在今天，翻译出版设计史方面的著作，其价值和意义已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一是中国学者著述的设计史以及翻译的各类设计史已经有很多版本，在设计专业教育中设计史早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基础课程之一，国内学生对于莫里斯、包豪斯耳熟能详；二是中国设计教育的体系已逐步完善并具有了中国特色和优势。中国学者自己不断有创新性成果问世，设计学者的队伍不断壮大，设计学的建构和体系同样比较完善和独具特色。而关注世界设计学界的最新成果，加以吸收和扬弃，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正是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翻译了美国著名设计学学者马格林的最新大著《世界设计史》。

作为译著的最早读者之一，我以为马格林先生的这部巨著，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世界性视角，史述全面完整。有对中国、日本这些有着悠久设计历史和丰富资料国家的叙述，也有对近东、中东等设计文献少有国家，甚至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叙述，可谓能写则写，尽其努力。有些内容虽然不够全面，但作者有意识地淡化欧洲中心主义史观的影响，尽量做到“世界”一词的指示性和包容性，马格林认为“写一本关于世界设计历史的书也有理性和政治的原因。我意识到把欧洲和美国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成就排除出设计史是不公平的，设计史应以世界各地设计的自身价值来审视，而不是用西方工业化国家同时期的所作所为加以衡量。”这一取向也对应了当今全球史研究的学术趋势。

《世界设计史》（卷1&卷2内封图）

二是书中关注的不仅是器物以及设计师本身，还试图将器物和人物置于当时的社会和生活之中去认知，既有明晰的发展脉络，又有历史背景的深层次描述，有史有论。这不仅与作者的历史观有关，重要的是与他对于设计的认知和设计史的认知有关，“我们所定义的不管任何形式的设计在世界各个地区一直以来是如何运行的。这意味着不能对设计进行单一的定义，我们需要思考人们为了满足日常需求进行物品生产的不同条件。因此，我强调了在历史当中已经成为人类活动目的里不可或缺的物品、系统和服务。”这部庞大的设计史，包容宏富，不仅有渗透与日常生活的器具、用具，有相当的篇幅涉及军事武器和航天工程设计。

三是立足于跨学科的学术视野与设计史的本体建构。设计史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在21世纪的今天，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科学史、技术史等诸多学科经过了长期的发展，硕果累累，在理论、方法上都已体系化、学科化。作为一个定义相对宽泛、边界相对模糊的设计的历史叙述，即“如何著述一个边界含糊不清或者部分问题已经被其他的学科覆盖的学科历史”，是设计史家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在长期的研究中，马格林意识到，“只要有利于从新的视角连贯的、有目的性地解读历史，就可以运用其他历史学科范围内的主题和技术”。当然，跨学科的基础是自身学科的内在规定性，也就是说立足于自身学科的本质建构。这不仅涉及史观的问题，还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在总论中，就方法论的问题马格林写道：“像布罗代尔一样，我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但是比起关注其引发的社会结果，我更加强调这些产品是如何形成的。”

上述我对马格林史述的简单议论，实际上是赞赏其理论自觉，即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自觉。马格林先生作为设计史家，他是将设计理论作为设计史研究的基础的。他在其编著的《设计问题：历史·理论·批评》中写道：“设计史学家，通过将理论纳入历史过程中，也能赋予理论更多可信度”，不仅如此，他还指出：“设计史仍是一个过于年轻的领域，还不能如艺术史和文学史那样，形成关于其实践的批评性广泛讨论。”一旦“将理论家、历史学家、批评家和设计师联合起来的这种多学科模式，会为设计研究作出巨大的贡献，同时，设计研究本身也有潜力被结合成为一门新学科，并将设计带入它所属的经济、政治、文化讨论的中心。”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马格林先生对于设计以及设计史本身的自明性认识。即他写的设计史是经过他建构或者说设计过的设计史。事实上，设计史是对以往设计历程的追忆与想象，除设计的实物与史料外，作者的史观决定了其历史叙述的选择与方向，其史观又与其理论素质相联系，这又可谓之历史的“阐释学意识”。

《世界设计史》（彩色&单色内页图）

 3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的设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中国的设计学界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果 。设计学的学科建设，在基础理论方面应包括设计理论、设计史、设计批评三方面。作为一位研究者，实际上需要在这三方面下功夫。诚如马格林所说：“我们还很难知道一位设计学者怎样能将理论、批评和历史带入设计专业核心问题的讨论中，无论这些问题是否与设计实践、教育相关，甚 或与设计和设计师的公共认知相关。显然，我们需要一门设计研究的新学科来培养这样的学者。”就设计史而言，既包括外国设计史，也包括中国设计史。中国设计史不仅需要通史一类的著作，也需要门类史、各种专业史等，这方面需要中国设计学界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研究与撰著。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