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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我还有许多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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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喊没用,我知道,可是我仍然要叫。言论便是言论。贵报追究许多事,十之七八恐怕无效,可是贵报还在办,为什么?”——陈丹青
“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新周刊》评陈丹青新作《退步集》
2005年初,艺术家陈丹青新书《退步集》问世,书里收录他去年10月给清华校方的辞职报告,辞职报告迅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由于他尖锐批评了教育体制,并出于对一些制度不满而请辞,私人化的辞职成了社会话题。陈丹青一下子成了焦点,信件、电话、短信,纷至沓来。
至于陈丹青请辞,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紧张,某些报道渲染了事件的戏剧性。2005年底,回忆此事,陈丹青语气平静,他说,辞职只是出于自己的性格,实在看不过教育体制的种种问题。在内心深处,他对引荐他的老教授,对清华大学 的聘用深存感激和尊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和领导、同事关系良好。他一再强调,学校对他很好,没有任何不愉快发生。
从2005年起,陈丹青不再招生,他的任务是完成自己“第四研究室”4名研究生和2名博士生的学业。“等到2007 年暑假孩子们全部毕业后,我就正式离开清华”。
陈丹青现在还在讲授“公共选修课”,他的课吸引了理工科学生,甚至外校学生。有学生在清华论坛上发帖子感叹说,“听陈丹青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不时受到启迪。”
陈丹青不习惯学生喊他老师。他和学生就像朋友,或者是艺术家之间亲热随便的关系,能一起吃饭聊天,仿佛他自己当年在中央美院读书时一样。
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陈丹青仿佛有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个低调的人;另一方面,他坦率、广泛地针对现实发言。
早在2000年,他就直指“中国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中国当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他也曾抨击过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指出中国城市谈不上“建筑景观”,只有“行政景观”,反复追问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的关系。他今年于鲁迅纪念馆做的讲演结尾,突然感叹“今天的中国文化人变得越来越不好玩”。接受媒体访谈时,他对社会转型期种种社会现象和话题,发出泼辣无忌的讽刺和调侃。
陈丹青的批评也招致许多非议。有圈内人说他不务正业,吹牛胜过文章,文章胜过绘画。美术圈外,人们为他叫好,说他代表了社会良知。
在公众与媒体眼里,陈丹青仿佛一位“老愤青”。日常见到的他,聪明、幽默、儒雅、友善,把酒闲谈,爱开玩笑,跟他一起吃饭真是件有意思的事。但一谈到社会问题,又是个严峻的陈丹青,神色庄重,仿佛有层冬天的霜凝结,和他笔下的文字一样,坦率、直接、尖刻。
下乡当知青的经历,在纽约“洋插队”的生活,对陈丹青影响深刻。在国外,陈丹青注意到中美艺术家们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深刻差异:“美国艺术家都是个体户,自己选择自己承担,不靠国家,不靠单位。另一方面,人人都为自己负责,国家社会是你的,你得有个态度。”陈丹青说,“你说我是艺术家,是知识分子,我都不乐意,不承认。”“不要上角色的当,不要上专业的当。不要真的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是个知识分子。”
在纽约18年,陈丹青心甘情愿边缘化。“我喜欢看看热闹,但不凑热闹”,因为他“讨厌任何被称为主流的事物” 。命运弄人,当陈丹青作为著名“海归”受聘清华,也成了中国的准“主流”。
回国之初,陈丹青的愿望是:带几个好学生,把外面的眼界告诉学生。“真是自作多情!”他自嘲被现实击碎的梦。在他眼里,人比艺术重要,学生比学校重要,学生是学校的生命,可是他看见在今天的学院里“学生最次要”。他说:“我有什么好愤怒的?我的情况已经很好了,我是为年轻人的处境愤怒啊!”
面对种种社会现象,说,还是不说?在什么时候说?说了对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容易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心病。在别人看来,身为清华教授,拿着不低的薪水,工作也不算劳累,更受人尊敬。但是陈丹青说:“每次开会坐下来,我都想,算了,今天不说了,可是忽然就已经说出口来。”
除了美术,陈丹青还观察着教育、音乐、建筑、影像等领域,五年来他结集出版的四本书,都是观察与关注的结果。陈丹青兴趣广泛,他喜欢看电视剧、听流行音乐、看美男美女、和朋友喝酒聊天。他喜欢一切有趣的事情,在一切事情中看出有趣。他说:“站在马路边看人就很有趣。”
对中国社会的进程,他说:“现代化过程是三个层次,一是器物、一是制度、一是文化。由于“器物”层面的超速现代化,制度、文化的滞后日益凸显。……”
说到这些,陈丹青的脸色陡然庄重。
2007年以后,陈丹青将彻底做名画家。“我只想自己一个人,保持说话。”他坦言,今天不存在徐悲鸿那代人从海外回来兴办教育的机遇,但他对目前社会与民间的空间毫不犹豫给予肯定。
关于外界褒奖其著书,陈丹青反应很简单:“不是写得好,是为几句真话。”最后陈丹青补充道:
“我还有许多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