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由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武汉市城市规划咨询服务中心等主办的“现代城市规划与居住文化论坛”开坛，王受之受邀登坛布道。

　　热忱睿智、精力过人，这是见过王受之的人给他的评价。因研究建筑、工业产品、平面、时装、汽车、城市规划、插图、现代和当代艺术、娱乐等方面的史论均有建树，广博的视野，让王受之的演讲极富魅力，所到之处，听者云集。

　　王先生在武汉停留时间太短，本次对话只能借助电脑视频来完成。有问必答，一针见血、绝不搞迂回的外交辞令，学者王受之性灵顿显。

　　王受之，1946年生于广州，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设计理论家和设计史专家，中国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洛杉矶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曾任联合国开发总署专家。还是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的客座教授。

数字品牌是巧合

　　问：作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大师，对普通百姓来说，知道您的名字是因为您是中国房地产老大万科的顾问。

　　王：我不是设计大师，这辈子也没希望当上设计大师，千万不要给我这个美誉（笑）。我主要是教书的，充其量是个搞设计史论的作家。做万科的顾问差不多有10年了，但我们的合作并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样———万科的设计都是我做的。我只是对万科某些具有实验性的项目，比如深圳第5园、17英里等，提一些概念上的建议。我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不要太夸张。

　　问：近年来，武汉发展很快，有许多大手笔的设计是国际招标，作为我国现代设计的奠基者之一，您在武汉有设计项目吗？

　　王：武汉对我有特别意义。我的童年和青年都生活在湖北艺术学院（现武汉音乐学院），从小就看关山月、黎雄才等顶级艺术家怎么画画的。

　　到现在为止，我在武汉还没有一个项目。但即将有一个，建造的时间大约4-5年，项目做得怎么样，要等做完后才能说。

　　问：您命名的17英里、第5园等，都成为了我国的住宅名品。您似乎特别偏爱带数字的名词。武汉汉口万科旗下的“香港路8号”有些西化，那是你的智慧体现？

　　王：香港路8号跟我没有关系。我其实取过许多不带数字的名字，个人也喜欢《楚辞》，好多名字都从《离骚》、《九歌》中演变出来的，但开发商觉得太雅，没有用。他们就是喜欢我取的带有数字的名字，所以说，与其说是我的创造，不如说是开发商的敏锐。那些名字成为了品牌，应该说是一种巧合，并不是我专门喜欢数字。


讲真话不昧良心

　　问：对于一些大型建筑项目，人们习惯不吝奉上溢美之词。您好像不是这样？

　　王：建筑是要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建设之前我们都需要冷静地思考留给后人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面对城市规划、建筑中存在的弊端、问题，我从不讳言自己的不满。

　　问：批评就意味得罪人。因为您的国际知名度高，您的批评让人不堪重负，如果错了呢？

　　王：（笑）我觉得我提出批评的一般都不错。我在美国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教设计理论。设计理论在好多美国学校叫批评系。我们的工作，我们培养的人，目的就是批评。设计批评和建筑批评，在现在的中国基本是不存在的。

　　中国如果没有形成批评这么一种新的文化的话，中国的建筑艺术是不可能有发展的。所以我在中国，哪怕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仍要去批评。因为我的目的不只是去批评几个人，而是想在中国人当中树立一种新的批评的风气，不要因人际关系、裙带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去迎合某些人，昧良心不讲真话。

　　问：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设计大师的作品，您也会不留情面地批评吗？

　　王：当然。比如说保罗·安德鲁做的国家大剧院、库哈斯做的CCTV大楼，放在那个位置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我并不怕得罪他们俩。在外国，批评家并不会对批评对象仇恨，他们的心态很平和，而在中国一批评好像就是得罪人，是人身攻击，其实我是对事不对人。

　　问：对于您这样的设计大家来说，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我想知道，您自己不满意或被别人批评过的案例有没有呢？

　　王：（笑）我参与策划，做出来的户型大家不满意把墙砸掉这是有的，但是要从市场来说，我参与的项目基本上都卖得很好。比如俊园（现万科深圳公司的总部大楼），那是当时国内最高的公寓。高层有8套是超过1000万人民币，一开盘就卖掉了，这在1996年那是天价了，很成功的。而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那就很不好了。

　　问：哪里不好？

　　王：因为它是一个欧陆风格。在当时，国内搞现代主义没人要。所以我觉得评估一个楼盘它是不是成功，除了它的功能性，还要把这个楼盘放在具体的时间背景里面看，不能从2005年的角度去看一个1995年的楼盘。有差距，是因为时代在进步嘛。

早走半部得天下

　　问：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您和其他艺术家合作的时候，是迁就得多，还是坚持得多？

　　王：我和别的艺术家合作并不多。我曾经和几位艺术家搞过一个五人展，结果不是很愉快。

　　问：为什么呢？

　　王：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那几位艺术家对个人排位看得很重。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但是他们四个人对于把谁的画放在第一位，都过于敏感。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不太愿意跟别的艺术家合作。

　　问：如今您投身房地产业，好多都是上千万上亿的项目，不合作独干可是不行的？

　　王：不错。开发商做楼是要卖的，那不是做艺术展览用的。在商业的项目中，我是尽量不妥协，如不侵犯到我做人的原则，我还是会妥协。

　　比如我正在做的一个楼盘，开发商要突出欧洲风格，其实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不喜欢欧洲风格，但会和一群设计师一同工作，尽量让他们的欧洲风格更地道一些。

　　问：因为固有的审美取向，设计家在自己的设计方案里，难免会注入自己的设计理想。怎么判定您的设计理想是和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暗合的？

　　王：这个很容易去体会，就是你多和你周边的朋友去了解。比如我做房地产的策划，就多跟买房子的人聊天，慢慢就可以悟出来现在的人已经走向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当然，不能是消费者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总会向前走一点，比别人至少早走半步，等东西出来以后，那就是市场正需要的东西。

合壁中西守文脉

　　问：您的建筑随笔《骨子里的中国情结》融汇古今，打通中外，带我们进入了一次建筑文化旅行：从苏州园林到皖南民居，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岭南的“四园”；从凡尔赛宫到纽约第五大道，从欧洲的联排别墅到美国的公寓……逐一比照，我们怎么看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建筑？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还要不要传统中国风味？

　　王：中国人有5000年居住的历史，在设计方面还是希望有一种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但是西方的现代建筑，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中国传统的居住形态更加优异的形态，所以我觉得，从中国人的居住类型来说，可以走近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主义。

　　问：那就是折中，走中西结合？

　　王：是的。但怎样把中国人的审美情结，和西方人所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居住形态，有一个很好的结合，这是一个课题，我们大家都没有做到。

　　问：每个城市都应该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在无法避免的全球化进程中，怎样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独特的文脉个性？

　　王：一个城市的规划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因素是历史和社会因素，第二是交通，第三是绿化带。比如武汉市，三镇鼎立，这是历史形成的；根据社会因素，它形成了沿江大道、中山大道、解放大道等，这一部分不要打破，尊重它，也就是尊重了历史的文脉。

　　武汉长江大桥和汉水桥建成，沟通了武汉三镇；现在又修了白沙洲大桥，正在修阳逻大桥，二环形成。交通结点上，不可避免会产生很多新的住宅区，但它并不代表整个城市的文脉。像广州的人民路，天桥一修，走路是方便了，但把人民路的文脉给毁了，这个天桥应该是要拆掉的。因此，新住宅不应该和历史文脉所形成的旧住宅区产生冲突。

　　总而言之，我们对于山体、对于池塘、丘陵等，不要做大规模的土方，尊重历史、尊重环境，才是我们未来城市应该走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