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欧、英美日等国，设计产业已十分发达。而正迎头赶上的中国设计，面对着“传统”与“现代”语汇之间的斗争。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结合，最好的结合点就是设计产业。”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世界设计大会暨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式上这样说，拳拳之意溢于言表。然而中国设计面对的现状，用中央美术学院潘公凯院长的话来说，仍然是“中国落后了50年，现在需要迎头赶上”。

而在北欧、英美日等国设计产业已经十分发达的情况之下，正在迎头赶上的中国设计，却面对着“传统”与“现代”语汇之间的斗争。方兴未艾的设计教育更是需要从头开始，考虑自己真正的方向。

中国设计初级阶段

走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展厅，众多“设计周”周边的展览当中，“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和最大的展厅。文献展按时期分为《国民·生活》、《人民·英雄》、《公民·时代》三部分，观众能够瞬间穿越时光隧道，除了回到新中国成立前“月份牌”上的旖旎世界，也能回到改革开放开始之前的激情三十年。“1949年~1979年间创作的300多幅经典宣传画，规模基本上是空前的。”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策展人许平介绍道。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工业设计和平面设计实际上已经悄悄起步，那时的很多广告现在看来也不感觉过时，“牛奶棒冰”有肌肤白滑的女模特，仍然有着难言的性感魅力，这种语汇至今仍在各种广告当中广泛使用着。“但是中国后来就错过了设计的黄金时代。”潘公凯这样说。

“上个世纪40年代，是世界设计最黄金的年代。包豪斯全盛的时代，中国正在极度贫困和混乱的内战当中。二战结束后也没有开始经济建设。到80年代推行对外开放、市场经济之前，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生产力很低。设计行业也就没有什么条件发展。”到90年代，国家经济发展上了轨道，设计行业也有了需求，大专院校才开始大规模培养设计人才，“那时候才开始引进包豪斯”。而那时包豪斯已经成为国外设计界心目中需要超越的经典。

根据潘公凯的统计，现在中国2000所高校，有1000所左右设有设计专业，每个学校的设计专业有2000到3000人。但是人才规模的扩大并不代表实力的增强，“在制造业生产链条当中，中国占的是中间最低的一段，不占研发也不占品牌推广，中国的设计仍然处在初级阶段。”中国设计经常面对着使用西方语汇就被视作抄袭，而使用东方传统语汇则被视作卖弄中国概念的困境，创新力不足更是让人们对中国设计常常失望。

而在世纪坛的设计特展当中，一边是“十二·间”的生活概念设计展，中国设计师顶尖的水准在这里呈现，另外一边则是“国际工业设计精品展”。相比之下，世界设计大师们的作品还是能够让人们看到中国设计的不足之处。

　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对话

尽管仍然处在初级阶段，还是不断有中国设计师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最近几年得到“红点奖”等等国际设计大奖的设计师大有人在。“我们自己也设立了‘红星设计奖’，推动中国设计的发展。”但在潘公凯看来，这还不够。

对于那些在国际上不断斩获奖项的设计师，如何与传统对话，究竟要不要大量使用传统语汇，还是一个问题。曾经获得“红点奖”的设计师贾伟，这次带到设计大会特展“十二·间——中国生活设计概念展”的，是他的“上上签”系列。这个系列中有香座、茶桌、牙签盒还有名片盒。“我的概念来自于中国的‘上上’，好像‘坐，上坐，请上坐’，还有以前文物出土，极品文物上会贴一个条‘上上’。我把这样的概念用到这些器物里，能体现出中国人的为人处世的方式。”

“我是主张大家要一拥而上地使用中国符号的。”他话音坚定，“大家都用，看谁用得更好，斗个你死我活，野蛮生长，这样好的风格自然就出来了。”设计了“雷锋鞋”的新锐设计师左智越，对中国传统也有很深厚的感情，“中国的很多传统设计其实是四两拨千斤，好比旗袍，大家都知道穿的时候要挺胸才好看，那旗袍就把领子做成高领子，胸膛自然就挺起来了。我们骨子里的思维还是中国式的，只要细节设计得好，中国人对这些设计就会有归属感。”

　　奥运会“祥云”火炬的设计师之一李凤朗的看法则与贾伟和左智越不同。“我很恐怖谈传统，我也做了十几年设计了，仍然不知道什么是风格。中国有符号性的东西，但是一股脑上，盲目地去做，就有匠人的感觉了。我认为还是需要深入到更本质的角度，看你到底需要什么，用更多认知的成熟的经验去解决生活中的新问题，而不是拿老经验去套用。”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副教授石振宇看来，在传统之外，设计师还应该立足于现实。大规模的设计专业扩展，是在高校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学缺乏关于人文道德的教育。如果一个设计师连该怎么生活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好设计？”他对突破中国设计的困境的建议是，让设计师们走出校园的象牙塔，“社会和学校一起培养出来的设计师，才是真正好的设计师”。

“好的设计会让人有一种反省能力”

荷兰设计大师扬·凡·图温认为：“很多国际大公司事实上控制了我们的生活，他们想要的设计就是帮助人们买更多他们的东西，更少地让人思考。” [ 我们都说设计让生活变得更好，你要注意，“好”这个词，是一个价值判断 这个“好”，指的是那些推销产品的公司眼中的好，还是消费者眼中的好，还是设计师心目中的好。这样的价值判断很重要。我认为对于设计师来说，还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大众的福祉 ]

荷兰设计大师扬·凡·图温（Jan van Toorn）是世界设计大会开幕当天的四位主题演讲嘉宾之一。演讲开始之前，他接受了CBN的独家专访。他在设计界有着崇高的威望，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北欧设计理念深受他的影响，设计了央视大楼的库哈斯和其他的北欧设计师都从他那里获益良多。除了做自由设计师，他也在荷兰以及海外院校教授视觉传达设计课程，其中包括阿姆斯特丹里特维尔特学院、埃因霍温科技大学以及阿姆斯特丹帝国学院。他对于设计和设计教育的看法，也许对当下正待腾飞的中国设计，是有益的参考。

CBN：你认为一个设计师最重要的才能应该是什么？

图温：本质上来说，设计是一种沟通与交流，与戏剧导演类似。而且在我看来，设计应该有教化的作用，与之类似的戏剧，是布莱希特的“史诗剧”（Epic Theatre）。也就是说，设计的沟通不光是传递价值，而且还需要人们对于被传递的价值进行思考。就像布莱希特的“史诗剧”概念所说的那样，让观者时刻保持一种清醒。所以设计师最重要的才能应该是具备沟通能力，这种沟通能力不是单纯的灌输，而是让受众有一种反省的能力。

CBN：但是设计师的责任不就是要让受众接受他所传递的东西吗？

图温：但我不这样认为。很多国际大公司事实上控制了我们的生活，他们想要的设计就是帮助人们买更多他们的东西，更少地思考。但说到底，这样的方式是否就是对的？我们都说设计让生活变得更好，你要注意，“好”这个词，是一个价值判断。这个“好”，指的是那些推销产品的公司眼中的好，还是消费者眼中的好，还是设计师心目中的好。这样的价值判断很重要。我认为对于设计师来说，还是应该更多地考虑大众的福祉。设计师们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感，认识到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对大众的想象力起到限制的副作用。

CBN：在你看来，一个比较好的设计是什么样的呢？

图温：我举一个例子吧，比如库哈斯思考的是，怎么建立一种开放式的办公室。他在鹿特丹1989年所建的建筑物，一个图书馆，这个建筑是我很喜欢的。库哈斯希望将这个图书馆变为各种记忆的集合，包括计算机、图书等等各个方面的一种集合。通过开放式的设计以及抽象化，建筑物当中出现一些空白的区间，可以充分地利用来作为参观、会议中心、电影院等等。库哈斯的目标，是让建筑物能够真正为公众服务，而不只是修一个公众的建筑物。他们通过那个图书馆，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活动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城市三者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设计。

CBN：你在富有悠久传统的荷兰扬·凡·艾克学院任院长期间，让这里成为了一所传奇性的学院，能否谈谈你的经验？

图温：我在那里工作了7年，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当时我所采取的方式，是让这个学院的研究生院只剩下三个方向，也就是艺术、设计和理论。这三个方向的学生加起来只有45个人，他们可以得到老师非常深入的指导。学生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方向之间自由地选课，所以学设计的学生也可以去学习如何做一个导演，学绘画或者雕塑的学生去研究理论也没有问题，学理论的学生后来从事设计实践工作的也不少。后来事实证明，我所做的改变取得了成功。

CBN：对于设计师的教育，不可缺少的是什么？

图温：理想主义永远不过时，对于设计师来说尤其如此。我认为设计师最不能缺少的是精英的人文教育，他们需要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然后再做一个设计师。他们的所有知识和见解，都会成为他们设计的文脉，最终塑造他们的风格。此外实用性的教育也不可缺少，设计师需要学习如何与人沟通，如何使用各种技术表达自己和别人的想法。

无设计，无未来

[ 听过诸多顶级设计师的阐述之后，也许会对“设计改变生活”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这句话不但关乎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提升，也关乎人们的未来 ]

“设计是生活的一部分”、“设计的本质是要解决问题”、“设计就是生产力”……这些话，在这个星期的北京，不断回荡在“世界设计大会”（Icograda）的各个活动现场上。大会被称作“设计界的奥林匹克”，1500多名世界知名设计师齐聚北京。他们提出的这些想法，都正在变成某种常识，让更多的人接受。设计，从微小用具到高楼大厦，从海报书籍到衣服鞋帽，更不用说各种高科技产品，所有这些都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听过诸多国际顶级设计师的阐述之后，也许会对“设计改变生活”这句话有更深的理解。这句话不但关乎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提升，也关乎人们的未来。而各种对于设计本身的考量，因此也就变得和未来休戚相关了起来。

设计将给人们带来福祉

“英国现在是人们公认的设计之国，这和150年来英国政府制定的发展创意的决策分不开。”大卫·凯斯特（David Kaster）是英国设计委员会的前主席，在他看来，设计不仅仅能够帮助大公司卖出更多的产品。“当然一个既好用又有好的外观的产品，肯定会帮助销售。但是设计还不仅于此，伟大的设计将给人们带来福祉。”他认为历史上这类设计并不缺乏，而现在也有很多设计师，在投身于给人类带来更大幸福的设计。“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合理节水的设计，这个设计对于世界很有意义。”

他印象更深的，是与英国医疗服务合作的一项叫做“Design Bug Out”的项目，“以前设计师工作的模式，都是设计师接受客户的要求。但我们的项目则是从一开始，设计师就参与，与病患、护士等等各方面的人一起参与合作。”在英国医院里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交叉感染，“尤其是金黄色葡萄球菌，每年会造成9000人死亡，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减少这些感染，保护更多人的生命。”他们的设计很简单，并没有对医院做大兴土木的改建，只是改进了医院常用的椅子，“加上了磁性的。

材料，修改了椅子的结构，更容易拆装，让椅子更容易清洁，这样的设计可以把护士解放出来，减少时间也减少感染。”

在他看来，这样的方式得到的是多赢的局面，“这种模式当中，设计师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生产企业很快因为成功的范例而接到全球订单。这种模式也可以应用到比如节水节能方面。”他满怀乐观地认为，这样的设计推广开来，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是重大的利好消息。在所有这些点点滴滴的设计修正和创新的背后，是国家实力的提升，“好的设计最后的一个条件，是要有很好的公民。”人们的生活习惯通过设计师们的作品，而得到细节上的修正，在他看来，能够慢慢地让世界变得更好。

设计改变人们交流的方式

对于设计理论家王受之来说，2008年最为激动人心的设计，是美国设计师索尔·森德（Sol Sender）的团队为奥巴马的竞选所作的整体形象设计。“如果要说有什么设计改变了世界，我觉得他们的设计差不多可以够格了。”王受之半开玩笑半是认真地评价道。现在他们所设计的奥巴马竞选Logo早已深入了美国人心，“今年万圣节的南瓜灯最流行的图案就是这个Logo，还有网站专门指导人们如何在南瓜灯上雕刻这样的图案。”“我们并不仅仅限于竞选期间使用这个Logo，针对不同的时期和具体事件，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变体。”森德说道。现在刚刚出炉的，是呼吁人们支持奥巴马医疗政府改革方案的Logo。

作为一个非商业用途的形象设计，森德很希望看到人们对这个形象有各种自己爱好的发挥。“我们有小朋友版本的，还有人们自己做的硬糖版本的。对这个logo，我们并不那么强调知识产权，重要的是人们用这个logo找到了和自己一样，想要一个变革的未来的人们。”凯斯特认为，这正体现了新时代设计的新意义，“设计改变人们交流的方式。人们自己也有改善自己生活的需求，设计师们应该主动地与人们交流，不要停留在自己的世界里”。

在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设计学院院长派特里克·惠特尼（Patrick Whitney）看来，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工业时代不同，现在人们面临众多的选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设计一样受到很多新的挑战，摩托罗拉公司的总裁曾经跟我说过，以前他知道自己能生产什么样的手机，而现在由于技术的发展，任何一种手机都有可能被制造出来，但他却不知道最终究竟是哪一种会投入生产。”

惠特尼对设计的未来充满了沉思，“设计是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发展而变化的，问题是现在我们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未来生活的结构是怎么样的？”他认为设计师们从现在就应该考虑这些问题。设计师们必须摆脱过去那种“来料加工”的模式，主动地加入到凯斯特所谓的“开放式设计”当中。

不过，荷兰设计大师扬·凡·图温（Jan van Toorn）对“设计改变未来”的说法则有自己的保留意见，“我认为对这样的乐观主义，需要审慎对待。因为设计师始终还是要受到大公司的控制，他们还是会成为商业世界当中的一个链条，帮助生产出一些人们不加反思而接受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