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博会展示的即是封面之美。然而包容广大的博览会处处体现了广义范围的封面文化：或是一本设计装帧精美的书本，一张泛黄的清代商铺的海报，是时尚年轻的动漫作品，是新锐创意的艺术摄影，还有装点着城市的公共雕塑……这些封面文化弥漫着创新的元素，设计师们用他们的观点创意，不断勾勒着眼中的封面之美。

伍时雄：城市封面不能误读

（中国雕塑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雕塑学会会员）

设计语录

设计可以改变世界，包括现在提出的视觉可以改变生活，是一回事。设计跟人的道德、行为和游戏规则是相关的，已经上升到更深一层的意思。

设计体验

我在比利时的社区里做了个大型的公共艺术品——《打开比利时的天空》，我用木桩盖住了玻璃镜，当移开木桩时，你可以在镜子里看到天空中的一切。这样的灵感来自于中国“水中望月”的诗化表现。在这样的情境下，人们能够参与进来，成为公众互动的一个有意义的艺术品。

封面文化是立体的

晶报：您此前是做平面设计的，怎么会转而做公共艺术？

伍时雄：以前做平面设计，只是为企业和产品做，我个性不是这样的。当我的资本积累达到不需再为这个行业限制的时候，我就丢掉了，转而做自己喜欢的。

晶报：您用您的作品解读了更广泛的封面文化。

伍时雄：我觉得说封面文化不仅仅只是平面书籍或者海报等狭义的概念，它应该是立体的。公共艺术、建筑等就是城市的封面文化。

晶报：在国内，公共艺术是否有误读的现象？您觉得公共艺术的首要元素是什么？

伍时雄：没有公共性就谈不上公共艺术，大众应该在艺术地方要有话语权，融入其中的时候应该可以触摸和使用。环境艺术还要讲究视觉环境，比如说一个很迷你的海滩，假如做几个大巨人就把这个海滩变成了盆景。一个大山做一个巨大的观音在旁边，实际上这是反人性的设计，人们跟这样的设计有距离感，没有生活的亲和感。实际上应该保持它真实的自然优势，不要破坏它的环境比例，不要破坏亲和力的距离感。公共性的尺度不是作品的规模越大越好。公共艺术还讲品质问题，但在国内还没有谈到。要有公众参与谈品质，单凭长官意志则不行。公共艺术要体现市民的荣耀感，老百姓认的是祖辈历史传承。

为深圳做个“城市黑匣”

晶报：对深圳公共环境艺术建设，您有何建议或者好的创意？

伍时雄：我觉得华侨城的规划以及公共雕塑“深圳人的一天”都是比较成功的公共艺术。我自己有一个创意，准备做一个名叫“深圳未来之历史—城市黑匣”的艺术作品去参加今年的城市双年展。我希望把27个立方的魔方拆解成27块，每一块一个立方。有个链接的状态，每一块都有年份，每一年会拆下一块，把2007年城市发展方面的重大事件，涉及民生、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用图片光碟的形式装进去。这些资料是征集过来的，然后通过展览，让市民来参与公选出这一年的重要资料，这些资料会入藏黑匣子，埋入地下。比如2007年埋进去的黑匣，2057年挖出来，再来看看这样的历史，通过媒体公布城市黑匣的资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可以一年年地做下去，就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历史传承。市民的参与能对城市有种荣耀感，觉得这个城市在五十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设想。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要从现在开始注重未来的事。晶报：很多艺术家觉得不能参与到公众的艺术里，只能孤芳自赏。可能是因为现实环境的约束，您觉得艺术家该如何介入公共空间？

伍时雄：我觉得政府应该考虑怎样去创造一个平台，怎样鼓励设计师为公众服务。设计师会在做设计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商业的设计是为企业服务的，受制于企业的定位和形象推广，艺术家只能在特定的商业局限下发挥创意，这是很有限的。平面设计师很苦恼，只能去做公益广告，实际上这个广告也是没有人要，不是社会所需求的，他只能掏钱自己玩，然后去参加比赛评奖。而国外的海报都是由社会委托的，比如说要参加一个劳工游行，剧场要演出戏等，都会邀请艺术家来设计海报。还有基金会、跟商业无关的机构，邀请设计师做海报，他们有机会去发挥自己的创意。中国设计师只能自己去找机会，或者干脆自娱自乐。

公共艺术不是纪念碑

晶报：国内很多地方都在做一些公共雕塑，您觉得这体现了怎样的公共艺术发展趋势？

伍时雄：中国正处于非常时髦的城市景观建设的热潮中，每天都可以听到标志性大雕塑的建立。在国内，第一种公共艺术是把传统文化转化成旅游、开发，需要回报就靠做大雕塑吸引别人去看。第二是城市改造中的景观，比如上海为迎接世博会召开就征集100个雕塑，还有全国迎奥运的雕塑运动。这些是一些指标性的建设。

晶报：但是完成这些目标任务之后，这些雕塑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呢？

伍时雄：其实，我觉得现在搞雕塑已经过量了，公共艺术不仅是雕塑。你哪怕搞个楼梯，很有创意，孩子可以滑下去。老人怎么走下去？这也是公共艺术。公共艺术是要有亲和力，大家都能互动实用的，这个空间大家都可以享受和实用的。国外的公共雕塑，大家都可以进到里面去，不求永久性，烂了就重新做。中国现在老搞“大”的雕塑，最后过了时成垃圾就拆掉，没能给老百姓做过什么服务。

晶报：公共艺术实际上是个很亲近、实在的东西。

伍时雄：是的，在西方，公共雕塑不求多长久，关键是现在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人们看了会有什么反应。铁、木的材料不会留多长时间，如果大众玩烂了这样的雕塑那是好事。如果这件雕塑好的话再重做一次。艺术就在身边，不是都要进博物馆。人们以此为荣耀，我们就生活在世界艺术家在此创造艺术品的空间里。

晶报：您做的几件大的环境艺术作品都在国外，这些作品是否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呢？

伍时雄：我把握了中国人与国际交流的要点。中国人一定要用英文来说中国的文化。不是要别人学了文言文，才能了解《论语》。有人说我这个作品很洋气，把中国的传统都丢了。我说，我的血脉我的文脉都是中国的。我在比利时做了一件作品叫《天堂回放的水晶》，做成了大水晶的形式，从这块类似玻璃的水晶里，你可以看到大自然，同时可以看到自己，你跟自然的关系一览无遗，这是佛教所称的“观照”，你在思考你到底是什么，要为这个社会留下什么。这其中融合了宗教的概念。

[Page:张达利：书还可以这样做！ ]

         张达利：书还可以这样做！

（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副会长）

设计语录

书是个完整的体系，像一部话剧一样，阅读时也许就像一部电影。有开始起伏高潮段落。需要用设计语言去表现书的语言。

设计体验

大家看多花里胡哨的东西时，就想要朴实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在做简单干净的书时，大家又想增加一些装饰。过了一段时间就回潮了，但这不是简单的反复，而是一种传承。在原来的基础上如何去提升。工艺和采制的手段的多样对设计师形成制约，觉得跳不出这个框子。关键是你要有思考和与众不同的想法。

好的设计就是恰如其分

晶报：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书籍封面设计是怎么样的？

张达利：有一本英国的书，它的设计很大胆，做得很纯粹。用塑料做封面，创意手段与内容相一致。封面设计成大喇叭一样，比喻设计正在发出各种声音。书也可以做成立体的，突破传统书的概念。晶报：这样的书走的是小众的道路。书籍的设计如果要讲对大众的影响，那么艺术性和市场性能结合起来吗？

张达利：国内的书籍装帧设计存在花里胡哨，无病呻吟，故弄玄虚的东西比较多。就是为了吸引眼球，搞些亮色，做作。

晶报：心中最美的一本书应该是怎样的？

张达利：书的概念要与内容相吻合，要有创造性，想法要独特，表达手法和语言要有新意。做工装帧材质与内容要结合得好。我们讲的是这本书有没有新意，总给人感觉书还可以这样做的惊喜。它是开拓者和先行者，把内容用图形色彩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本书就会与众不同。

晶报：您最欣赏的书籍设计师是谁？

张达利：日本的设计师在书籍装帧上做得很好。有个日本的设计师做了一个冬运会的概念，用雪白的纸，然后积凹进去。感觉就像是白茫茫的雪，上面留下了脚印。

晶报：设计师通常买书时会很注重书的外表。如果看到平庸的书，是否有冲动想再包装设计？

张达利：会很注重，设计师做的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看到花里胡哨的书觉得特恶俗，我很反感。

市场与设计师还有落差

晶报：您觉得中国的封面设计、书籍装帧设计会有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张达利：实际上在国外，书籍设计已经走过了盲目追求过度设计的阶段。是一种恰如其分的结合。国外的书做得很平实、很简洁。好的设计就是要恰如其分。

晶报：很多人在买书的时候也许会忽略书的外表设计。

张达利：是的，很多出版商投其所好，哪种书畅销就模仿。市场的审美没到这个程度，需要设计师去引导大众的审美概念。市场与设计师还是有一段落差。

晶报：中国的书籍装帧设计似乎在技术和创新上总存在着矛盾？

张达利：中国的书籍设计最早的阶段是有想法但在制作方面达不到要求，在工艺和材质上的限制。为什么深圳的设计会那么发达，纸张油墨印刷都很配套，这个生存土壤产生了这么多的设计师。面对材料的多样性，设计师又在思考怎样去创新技术手段。当一个设计师有很多想法时，制作工艺没有问题。

晶报：书籍评奖的作品能否在市场上形成一定的影响？

张到利：设计得好但不一定在市场上销得好。好的设计师的作品都是量很小的，不会大众的。

晶报：但在国外，不论在艺术方面还是在大众路线上来说，书至少首先应该是个很好的设计？

张达利：是的，中国大量的书在设计上质量都很差。设计师做的作品进步很快，但到大众书店一看就不一样的。在中国是个很反差的情况。有些国外评委说，评选专业书籍设计时都觉得不错，可是出了专业评奖的大门后，他们觉得会看到不少很差很丑的书。

[Page:韩湛宁：一本好书该五味俱全 ]

        韩湛宁：一本好书该五味俱全

(深圳市平面设计协会常务理事，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设计会对一生造成影响，会提高你的生活品质，使你的生活得到变化。设计一本书首先要尊重它的思想，在这个前提下再运用设计师的个性理念去表达它。

我创办的杂志《G*》，这是我的个人理想，是不考虑市场的，我想编辑一个最高端的设计杂志，用最好的纸张，最好的设计。尽管叫好不叫座，这本书却能展现我的设计理想，还原书最本质的东西。

晶报：您的书籍装帧设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韩湛宁：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大学毕业，就到语文报当版面设计，那个时候开始做书籍装祯。我最初设计的一本书是梁从诫的《地球家园》，现在看来这是一本很普通的插图本书籍，但在当时制作技术还跟不上的情况下，这种插图和照片融合其中，混排彩色的书本，实际上是一种创新。那时候人们的评价是“书还可以这样做”。因此，当这本书获得了当年的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后，我受到了很大的鼓励。书籍设计就一直作为兴趣做下来了。记得那个时候做过一套《张恨水全集》，得到了8000多元的设计费，这笔设计费在当年是非常高的，因为一个普通的美术编辑的设计费也只不过100元而已。也就在那个时候，觉得自己的书籍设计得到了尊重。

晶报：当电脑等技术手段逐渐完善的时候，出版行业的繁荣带来设计的繁荣时，您认为中国的书籍装帧和封面设计正在面临怎样的阶段？

韩湛宁：中国的书籍设计现在很繁荣，但这也会引起一种过度设计，流行起豪华版的设计。没有把书还原成最本质的东西。有些设计甚至会在排版上造成阅读障碍。这是因为整个行业会出现浮躁的现象，没有认真阅读书的内容就去盲目设计。设计一本书首先要尊重它的思想，在这个前提下再运用设计师的个性理念去表达它。

晶报：实际上，富有现代化技术设计元素的书，倒反会让人怀念起古代书本的简单来。

韩湛宁：是的。看多了国外书籍设计展和作品，我就会很怀念中国古代的线装书，想起西藏的经书。在国际化的环境里，更能让人珍视中国传统艺术。其实现在一些出版社也在把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赋予设计，比如三联的书就很质朴，耐人寻味，有种书卷气。

设计师的思想是关键

晶报：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书就不一定在市场上同样成功。在市场上的畅销书中，设计能否起到作用？

韩湛宁：设计在畅销书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小的。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越畅销的书应该设计得越好。一本书要体现它的品质和内容，要传递它的价值。一本好书实际上是对人的一种熏陶，不仅是书的内容，实际上也是书的设计。好的书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书不一定要设计得豪华，关键是适合，根据它的内容来设计，就像一件衣服对于一个人的选择。

晶报：电脑设计的普及，对设计会有些帮助，这样的技术会不会影响到设计文化的内在元素？

韩湛宁：我觉得电脑是个工具，只不过更方便而已。技术是最次要的，真正的还是设计师的思想，如何去理解和表达这本书。

晶报：如果让你评出一本中国最美的图书，它该是怎么样的？

韩湛宁：它可能是反映中国文化的书，它的外在要反映内容和突显他的设计。最关键的是内容、思想和形式要统一。

晶报：现在看来，您觉得在书籍设计方面存在着哪些瓶颈和阻碍？

韩湛宁：在局限的条件下去尝试去创新，这是设计师比较愿意去挑战的。对很多平面设计师来说，书籍设计几乎不产生利润。我们做的都是非常兴趣化的书籍设计，不是本着利益的目的去做书。

晶报：在国内，书籍装帧设计师的投入和回报是否已经达到了合理的标准？

韩湛宁：专业设计书的设计师只能是养活自己而已。对书籍圈之内的人来说，他们不会产生多少商业价值。但是我很羡慕他们，他们很纯粹。比如吕敬人老师，他自由驾驭自己的感觉，很幸福很愉快。还有台湾出版人黄永松创办的杂志《汉声》，每一期一个主题，他曾做过老月份牌、汉字等民族文化专题，做得很专业而富有典藏价值，利润却很少，勉强支撑杂志社的生存。但他已经坚持做了几十年。

晶报：您经常跟吕敬人老师讨论书籍设计的心得体会。你觉得他给你的理念中，哪些让你受益匪浅？

韩湛宁：他对书的态度。我觉得大量的设计师比较商业化，是把设计当成生意来做。而吕老师对书有谦诚、敬畏的感觉。吕老师重视的是设计的全面，他强调书的五感。拿在手上的手感，闻起来的嗅觉，摸起来的手感，读起来的愉悦感等，翻动时悦耳的听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