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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空间是建筑设计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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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产生了很多的断层，从一个传统学者的角度看，北京是一个被现代化破坏最厉害的城市”。中国现代设计教育创始人王受之在10月29日的北京“国际活性空间论坛”上这样表示，他认为，如何实现建筑产品与城市空间的和谐统一、怎样实现自由的使用空间，是房地产开发专业人士目前应该考虑的两大问题。
近百名记者关注王受之“自由空间”理论
在此次北京天鹅湾主办的论坛上，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王受之、纽约市城市规划局前局长饶及人、中国贸促会建筑行业分会会长龚沪生等业界专家就北京的房地产开发方向进行了讨论。而专程从美国赶到北京的王受之、饶及人的发言更是吸引了现场近百名记者和业界人士的目光。
王受之先生指出，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购房者越来越关注居住文化和居住品质，居住空间的合理性也随之成为设计专家及开发商必须面对的课题。“自由的使用空间是建筑产品的方向，只有做到一个空间兼具多种功能，居住者才可能享受到居住文化品质”，业界认为王受之的一番话指出了建筑产品的国际发展方向。
“每个人都在改变，改变以后就面临一个选择，是现在搬离这个空间还是继续改变这个空间，因此空间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纽约市城市规划局前局长饶及人认为，随着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的改变，房屋的使用结构也会有所调整，有远见的开发商不应过多硬性规划户型，而是留下活性空间，从内部空间进行合理构造。
“十年内开发商至少还要提供2亿套住宅”
王受之和饶及人的观点多次引发了在场人士的讨论，而在谈到“目前中国房地产究竟是否存在泡沫”这一热点话题时，王受之则表现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他认为，中国房地产的市场需求很大，全世界的城市率大概是50％，中国的城市率大概是30％，如果要在20年之内或者10年之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意味着还有2亿人要搬到城市里住，仅这一项数据就可以看出房地产业的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未来10年内开发商至少还要提供2亿套住宅给城市化后的居民居住。”王受之这样表示。
大家访谈
多数建筑缺乏对空间的理解
王受之（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最近回国的次数很多，因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各行各业对于规划这方面的咨询越来越多，真正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纵观世界建筑史，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规模的建设高潮。
中国从开放改革到现在不过20多年的时间，建筑设计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和国际接轨，肯定会产生一个断层，北京豪宅的设计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排挤出去了，这种社区是没有生命力的，可以说北京是一个被现代化破坏最厉害的城市。目前中国很多建筑产品缺乏对空间的理解。现代建筑应该突出自由的使用空间，居住者开始希望自己的空间有很大的互动性，而不是只具有单一的功能，人们会越来越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实现和邻里、家庭成员的互动。特别是新生一代，可能他们就不需要一个经典的客厅，可能只是在房间、卧室里面需要一个上网的电视。我个人认为，这种自由的空间组合，肯定是全球建筑设计的趋势。虽然目前在中国这种建筑产品不多见，但这种观念肯定会随着人类发展，以及更多的国际化交流和学习而改变。
“中国是世界最伟大的工地”
龚沪生（中国贸促会建筑行业分会会长）：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根据我们2004年年底的初步统计，现在全国城镇的住宅住房，已经有了96亿多平方米，城镇人口平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了将近25平方米。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都会吓一跳，到处都是吊车，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工地。
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住文化成了我们住宅综合质量的一个体现。我觉得，中国的居住文化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而现代人对居住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是不断提升的。从我们居住者对空间需求的层面讲，一方面要满足基本居住的物质空间，另一方面也要满足居住者的精神需求空间。现在业主已经不仅仅是注意自己的家，而是开始关注沟通、交流这些精神层面。
老北京的四合院，邻里关系非常密切，相类似的还有上海的弄堂文化。所以建筑的活性空间应该满足两个方面的需求，第一个是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第二是找到一个通透、互相能够交流的空间。开发商应一方面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要为居住者提供一个好的环境空间。
居住文化不要盲目照抄西方
饶及人（纽约市城市规划局前局长）：现在中国的住宅变化得非常快，中国的很多的社区，包括天鹅湾的社区已经和美国的社区差不多，有些居住概念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但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设计出符合我们居住需要的具有活性空间的建筑产品。要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社区，规划设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人群混居在一起的现实情况，因为最好的社区应该是一个混合型社区。
中国人在居住需求的层面上，应该是追求西方住宅产品的舒适环境，而不是追求西方的生活价值。我们中国有很优秀的居住文化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居住需求和居住文化方面，不要去盲目照抄西方。
中外在居住空间设计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我们在对生活方式的取舍上面和美国差别比较大。国外人的家庭观念特别淡，物质追求非常多，所以美国人是以消费为追求，是一个很注重物质生活的民族。而中国则不然，如果一个东西坏了，中国人会重新想办法把它修理好，是一个很重感情的民族。从这个角度来讲，各自对空间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美国人觉得自由非常重要，中国人对活性空间的理解还是以实用为主，这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有所体现。
“北京规划计划赶不上变化”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在20年里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都有一个住房的梦想。中国人不会想开汽车上班，但肯定想要住大房子。
北京的多样性、混杂性非常明显，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非常好玩，有各种完全不同的人，所以建筑产品也应该顾及多样性。北京天鹅湾设计的可做多种空间组合的产品，可以满足各种类型的人，这种产品在北京相当具有竞争力。
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们曾经做过很多荒唐事，把这个城市搞得一塌糊涂，但又因此发展得非常快，所以很少有人去反思我们做得对不对。很多外国朋友和我说，美国哪有像中国这么开工的？美国挖一条小路都要跟小区里面的老太太商量，中国改天换地的几十亿、几百亿的项目说干就干了，而且做得好不好还有待未来评估。
所以我们北京很多规划师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老做中长期规划，做完了都是一张废纸，开发商照样拿地、开发、盖房。大部分建筑工人在开工的时候还没看到图纸，这样做起来的建筑怎么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近百名记者关注王受之“自由空间”理论
在此次北京天鹅湾主办的论坛上，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王受之、纽约市城市规划局前局长饶及人、中国贸促会建筑行业分会会长龚沪生等业界专家就北京的房地产开发方向进行了讨论。而专程从美国赶到北京的王受之、饶及人的发言更是吸引了现场近百名记者和业界人士的目光。
王受之先生指出，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购房者越来越关注居住文化和居住品质，居住空间的合理性也随之成为设计专家及开发商必须面对的课题。“自由的使用空间是建筑产品的方向，只有做到一个空间兼具多种功能，居住者才可能享受到居住文化品质”，业界认为王受之的一番话指出了建筑产品的国际发展方向。
“每个人都在改变，改变以后就面临一个选择，是现在搬离这个空间还是继续改变这个空间，因此空间的变化显得尤为重要。”纽约市城市规划局前局长饶及人认为，随着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的改变，房屋的使用结构也会有所调整，有远见的开发商不应过多硬性规划户型，而是留下活性空间，从内部空间进行合理构造。
“十年内开发商至少还要提供2亿套住宅”
王受之和饶及人的观点多次引发了在场人士的讨论，而在谈到“目前中国房地产究竟是否存在泡沫”这一热点话题时，王受之则表现出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信心。他认为，中国房地产的市场需求很大，全世界的城市率大概是50％，中国的城市率大概是30％，如果要在20年之内或者10年之内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就意味着还有2亿人要搬到城市里住，仅这一项数据就可以看出房地产业的发展前景相当可观。
“未来10年内开发商至少还要提供2亿套住宅给城市化后的居民居住。”王受之这样表示。
大家访谈
多数建筑缺乏对空间的理解
王受之（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最近回国的次数很多，因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各行各业对于规划这方面的咨询越来越多，真正感受到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纵观世界建筑史，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规模的建设高潮。
中国从开放改革到现在不过20多年的时间，建筑设计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和国际接轨，肯定会产生一个断层，北京豪宅的设计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排挤出去了，这种社区是没有生命力的，可以说北京是一个被现代化破坏最厉害的城市。目前中国很多建筑产品缺乏对空间的理解。现代建筑应该突出自由的使用空间，居住者开始希望自己的空间有很大的互动性，而不是只具有单一的功能，人们会越来越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实现和邻里、家庭成员的互动。特别是新生一代，可能他们就不需要一个经典的客厅，可能只是在房间、卧室里面需要一个上网的电视。我个人认为，这种自由的空间组合，肯定是全球建筑设计的趋势。虽然目前在中国这种建筑产品不多见，但这种观念肯定会随着人类发展，以及更多的国际化交流和学习而改变。
“中国是世界最伟大的工地”
龚沪生（中国贸促会建筑行业分会会长）：这几年中国的房地产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根据我们2004年年底的初步统计，现在全国城镇的住宅住房，已经有了96亿多平方米，城镇人口平均居住面积已经达到了将近25平方米。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都会吓一跳，到处都是吊车，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工地。
随着社会的发展，居住文化成了我们住宅综合质量的一个体现。我觉得，中国的居住文化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而现代人对居住的物质和精神的要求是不断提升的。从我们居住者对空间需求的层面讲，一方面要满足基本居住的物质空间，另一方面也要满足居住者的精神需求空间。现在业主已经不仅仅是注意自己的家，而是开始关注沟通、交流这些精神层面。
老北京的四合院，邻里关系非常密切，相类似的还有上海的弄堂文化。所以建筑的活性空间应该满足两个方面的需求，第一个是最大程度地利用有限的空间，第二是找到一个通透、互相能够交流的空间。开发商应一方面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另一方面要为居住者提供一个好的环境空间。
居住文化不要盲目照抄西方
饶及人（纽约市城市规划局前局长）：现在中国的住宅变化得非常快，中国的很多的社区，包括天鹅湾的社区已经和美国的社区差不多，有些居住概念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但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设计出符合我们居住需要的具有活性空间的建筑产品。要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社区，规划设计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人群混居在一起的现实情况，因为最好的社区应该是一个混合型社区。
中国人在居住需求的层面上，应该是追求西方住宅产品的舒适环境，而不是追求西方的生活价值。我们中国有很优秀的居住文化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在居住需求和居住文化方面，不要去盲目照抄西方。
中外在居住空间设计上没有什么差别，但我们在对生活方式的取舍上面和美国差别比较大。国外人的家庭观念特别淡，物质追求非常多，所以美国人是以消费为追求，是一个很注重物质生活的民族。而中国则不然，如果一个东西坏了，中国人会重新想办法把它修理好，是一个很重感情的民族。从这个角度来讲，各自对空间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美国人觉得自由非常重要，中国人对活性空间的理解还是以实用为主，这在设计的时候应该有所体现。
“北京规划计划赶不上变化”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为什么我们的城市在20年里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都有一个住房的梦想。中国人不会想开汽车上班，但肯定想要住大房子。
北京的多样性、混杂性非常明显，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非常好玩，有各种完全不同的人，所以建筑产品也应该顾及多样性。北京天鹅湾设计的可做多种空间组合的产品，可以满足各种类型的人，这种产品在北京相当具有竞争力。
在这20年的时间里，我们曾经做过很多荒唐事，把这个城市搞得一塌糊涂，但又因此发展得非常快，所以很少有人去反思我们做得对不对。很多外国朋友和我说，美国哪有像中国这么开工的？美国挖一条小路都要跟小区里面的老太太商量，中国改天换地的几十亿、几百亿的项目说干就干了，而且做得好不好还有待未来评估。
所以我们北京很多规划师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老做中长期规划，做完了都是一张废纸，开发商照样拿地、开发、盖房。大部分建筑工人在开工的时候还没看到图纸，这样做起来的建筑怎么可能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