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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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公共艺术有吗？
阅读数: 151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深圳何香凝美术馆艺术总监。
李公明：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发展到今天，应该更多地关注艺术与公众、艺术与政治状况和社会机制等一系列外部问题，重新建立艺术与社会、与生活、与普通公民的血肉般的联系。
孙振华
深圳雕塑院院长
孙振华：中国是一个没有公共艺术传统的国家，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最困难的并不是创作能力，也不是创作经费，而是全民的公共艺术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素质。
公共艺术不只是美化环境、装饰空间、塑造形象
李公明：近两、三年来，我们不断提出了当代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等问题，我们都认为，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发展到今天，应该更多地关注艺术与公众、艺术与政治状况和社会机制等一系列外部问题；我们都强调，应该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学转向，重新建立艺术与社会、与生活、与普通公民的血肉般的联系。今天我们的讨论是希望把问题更集中、更尖锐地提出来，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
首先我们来谈谈公共性的问题。
孙振华：在公共艺术中，公共性首先表现在，它必须有所“共”，它与纯个人化的创作是有区别的，否则，无须将它们称作为“公共”艺术；
其次，公共性还在于，我们必须假设大多数的社会相关成员对它都会有兴趣，能够被公众接受，至少人们希望通过公共艺术去了解别人的意图和主张；
第三，公共性还具体表现在，它必须以艺术的方式进行互动，进行平等自由地交流和讨论，为了保证公民的参与权利，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平台；
第四，公共艺术的公共性还应该表现在，在作品的如何选取上，应该体现民主的原则，必须看谁提出了“较佳论证”，也就是让公众更满意的作品。
李公明：你说得很对。比如说，在决定当代公共艺术的存在方式、资本投入、利益分享等等关键性问题上，公共性尚无从谈起。而一旦在形式上决定要有公众参与的话，让公众发表意见甚至投票等形式的采纳范围都仅仅局限在审美的范畴内，最后的目标都是以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为标准。
但是，当代艺术的公共性问题恰好是以社会学问题为其核心内容的，它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审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例如，我们一直试图公开讨论以至实施的关于建立孙志刚纪念碑的计划，就根本不是什么审美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社会记忆、历史性的道德批评、社会制度的建构等维度的社会政治问题。
孙振华：公共艺术这个概念所针对的的确不是公共空间的审美问题，它最重要的指向是针对公共空间的政治。如果看不到公共艺术这个概念的出现，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公共空间的民主化进程方面所可能起到的推动作用，仍然还在美化环境、装饰空间、塑造形象的思维习惯中打转，那么，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概念游戏对中国公共空间状态的改善将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社区的公共事务或许是琐屑的，甚至是微小的，但是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学”
李公明：当代艺术在规模／生产／展出等方面的特性，从经济上看，是一个社会利益分享的合法性与公平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纳税人是有权力去了解和评判的。在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各地城镇兴起的广场工程、灯光工程、雕塑工程等等大规模、高投入的公共环境工程很少真正考虑公共领域的建构。比如，广场工程很少会以实现公民的自由交流为己任，相反，巨大的主题雕塑、花盆等成为了中国各地广场的统一形象。其实，这些工程很多都是以纳税人的血汗钱去为官员自己脸上贴金的“政绩工程”。
当代艺术中的政治社会学问题不是人为附加进去的，而是本来就具有的。
孙振华：举个例子，华裔艺术家蔡国强为纽约市布朗区新建司法综合大楼设计了一个作品，他的设计是将十几个直径四英尺，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手工雕凿的石环放置在大楼建筑物前的草坪上，以表达个人、家庭、社会的紧密联系。当这个构想在交送概念设计审查会议的时候，有人提出，这种链形的造型可能会引起社区非洲裔居民的产生手铐脚链的联想。尽管蔡国强解释，圆形在中国是圆满、完美的象征，而且奥运标志也是五环相连，但是，在该方案送交社区委员会审查时，果然遭到否决。后来，蔡国强将原设计中的圆形石环改为方形石环，这个方案才顺利获得社区委员会的通过。由此看来，公共艺术品的设置后面的政治问题是很明显的，作品放在那里，在那个社区，是非常讲究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说，公共艺术是一种场所政治。
目前，中国正在全国大力推行社区建设，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基层社会生活的框架正在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正在离开一种以单位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而走向一种以市场和社区为框架的社会生活。社区政治是当代政治的所关注的内容。公共艺术是社区公共事务的一个方面，对于一般社区居民而言，社区的公共事务或许是琐屑的，甚至是微小的，但是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在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最常见的指标是“政治参与度”。一个社区中的成员对社区事务参与度越高，说明这个社区的发展程度和民主化的程度越高。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艺术的参与，从广义上讲，也是政治的参与，因为任何影响公共决策行为的行动皆可称之为政治参与。
当代中国关于公共艺术的进展值得我们关注
李公明：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的确值得反思。从中国古代艺文事业的伤时忧国传统到近现代艺术中的左翼精神，甚至包括在全能政治时代中的艺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教化精神，其间都有一种精神维度的相近性。因而在今天提出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问题时，很容易与过去的口号产生联系。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对于近现代以来的文艺左翼精神应该在驱除其庸俗社会学成分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和评价其道德内涵和批判精神；二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基本理念与核心精神是实现社会成员间的自由交流。尤其是针对社会弊端与人生苦难，当代艺术应该承担起道义批判与人文关怀的使命。
孙振华：当代中国关于公共艺术的进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社区公共艺术而言，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启动。深圳市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龙岗区开展了“送雕塑进村”的活动，首批雕塑已经安放在城市化了的村庄里。
对于此类的尝试，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真正认识公共艺术的精神？公共艺术是不是一种单向的赐予，它如何体现社区的传统和历史，如何尊重社区居民的参与权利，形成艺术与社区居民的互动？特别是，它要保留社区的记忆，包括苦难记忆。我以为正是由于公共艺术是一种公共事务，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不能有偏差。目前，公共艺术在中国最常见的使用办法，就像过去人们对待前代的佛像那样，用“公共艺术”为“城市雕塑”、“景观艺术”、“环境艺术”重塑金身。很多人使用公共艺术这个概念，不过是为了替上述概念换一个比较体面的说法而已，只是注意了外表形式，忽略了公共艺术的当代特征，忽略了它应有的精神指向和批判性，这种做法，还不能真正体现公共艺术的精神。
公共艺术的在中国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公众权利意识的启蒙过程
李公明：你谈到了批判性的问题，令我想起了青年黑格尔对罗马时代基督教的批判。黑格尔的愤怒批判难道是我们所无法理解与想象的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同样来质询当代艺术的存在价值与价值观念上的合法性吗？当代艺术离开了对社会政治与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批判性思考，艺术家很容易成为了没有政治节操的投机商或顺民。
孙振华：就当前中国的公共艺术而言，我们可以对它的现状挑出很多毛病，指出很多问题，但是最关键的是制度建设，即，在公共艺术的建设中，由人治转向法制；由拍脑袋走向程序化；由随意性的行为变成制度化的行为；这些应该是当前建设中国公共艺术的关键。
公共艺术在强调公民的文化权利的同时，就中国而言，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唤醒公众的对公共空间的参与意识，提升公众关于公共艺术的素养。中国是一个没有公共艺术传统的国家，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最困难的并不是创作能力，也不是创作经费，而是全民的公共艺术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素质。
李公明：你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很有道理。你说到普及和启蒙，我则感到相应还有一个公共艺术的“少数人”的问题。不可否认，总是在权力与财富的周围集结了最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少数，他们是体制现状的获利者和支持者，很难设想他们与穷人之间还有什么纽带可以连结在一起。可以说，公共领域中的当代艺术对社会的关注是残缺的，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远未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觉诉求。
我们何香凝美术馆最近策划和正实施的《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新宣传画展》的宗旨就是以社会进步理论为指引，以现实中仍然大量存在的非正义、不公平的制度、现象为批判对象，同情苦难、反对麻木不仁，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我们为展览征集作品的海报有一句口号：“一切有良知的艺术家们行动起来，共同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深圳何香凝美术馆艺术总监。
李公明：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发展到今天，应该更多地关注艺术与公众、艺术与政治状况和社会机制等一系列外部问题，重新建立艺术与社会、与生活、与普通公民的血肉般的联系。
孙振华
深圳雕塑院院长
孙振华：中国是一个没有公共艺术传统的国家，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最困难的并不是创作能力，也不是创作经费，而是全民的公共艺术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素质。
公共艺术不只是美化环境、装饰空间、塑造形象
李公明：近两、三年来，我们不断提出了当代公共艺术的公共性等问题，我们都认为，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发展到今天，应该更多地关注艺术与公众、艺术与政治状况和社会机制等一系列外部问题；我们都强调，应该实现这样一种社会学转向，重新建立艺术与社会、与生活、与普通公民的血肉般的联系。今天我们的讨论是希望把问题更集中、更尖锐地提出来，以期引起大家的关注。
首先我们来谈谈公共性的问题。
孙振华：在公共艺术中，公共性首先表现在，它必须有所“共”，它与纯个人化的创作是有区别的，否则，无须将它们称作为“公共”艺术；
其次，公共性还在于，我们必须假设大多数的社会相关成员对它都会有兴趣，能够被公众接受，至少人们希望通过公共艺术去了解别人的意图和主张；
第三，公共性还具体表现在，它必须以艺术的方式进行互动，进行平等自由地交流和讨论，为了保证公民的参与权利，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平台；
第四，公共艺术的公共性还应该表现在，在作品的如何选取上，应该体现民主的原则，必须看谁提出了“较佳论证”，也就是让公众更满意的作品。
李公明：你说得很对。比如说，在决定当代公共艺术的存在方式、资本投入、利益分享等等关键性问题上，公共性尚无从谈起。而一旦在形式上决定要有公众参与的话，让公众发表意见甚至投票等形式的采纳范围都仅仅局限在审美的范畴内，最后的目标都是以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为标准。
但是，当代艺术的公共性问题恰好是以社会学问题为其核心内容的，它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审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例如，我们一直试图公开讨论以至实施的关于建立孙志刚纪念碑的计划，就根本不是什么审美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社会记忆、历史性的道德批评、社会制度的建构等维度的社会政治问题。
孙振华：公共艺术这个概念所针对的的确不是公共空间的审美问题，它最重要的指向是针对公共空间的政治。如果看不到公共艺术这个概念的出现，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公共空间的民主化进程方面所可能起到的推动作用，仍然还在美化环境、装饰空间、塑造形象的思维习惯中打转，那么，这种“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概念游戏对中国公共空间状态的改善将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社区的公共事务或许是琐屑的，甚至是微小的，但是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学”
李公明：当代艺术在规模／生产／展出等方面的特性，从经济上看，是一个社会利益分享的合法性与公平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纳税人是有权力去了解和评判的。在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各地城镇兴起的广场工程、灯光工程、雕塑工程等等大规模、高投入的公共环境工程很少真正考虑公共领域的建构。比如，广场工程很少会以实现公民的自由交流为己任，相反，巨大的主题雕塑、花盆等成为了中国各地广场的统一形象。其实，这些工程很多都是以纳税人的血汗钱去为官员自己脸上贴金的“政绩工程”。
当代艺术中的政治社会学问题不是人为附加进去的，而是本来就具有的。
孙振华：举个例子，华裔艺术家蔡国强为纽约市布朗区新建司法综合大楼设计了一个作品，他的设计是将十几个直径四英尺，相互连接在一起的手工雕凿的石环放置在大楼建筑物前的草坪上，以表达个人、家庭、社会的紧密联系。当这个构想在交送概念设计审查会议的时候，有人提出，这种链形的造型可能会引起社区非洲裔居民的产生手铐脚链的联想。尽管蔡国强解释，圆形在中国是圆满、完美的象征，而且奥运标志也是五环相连，但是，在该方案送交社区委员会审查时，果然遭到否决。后来，蔡国强将原设计中的圆形石环改为方形石环，这个方案才顺利获得社区委员会的通过。由此看来，公共艺术品的设置后面的政治问题是很明显的，作品放在那里，在那个社区，是非常讲究的，所以，我们还可以说，公共艺术是一种场所政治。
目前，中国正在全国大力推行社区建设，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基层社会生活的框架正在发生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正在离开一种以单位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而走向一种以市场和社区为框架的社会生活。社区政治是当代政治的所关注的内容。公共艺术是社区公共事务的一个方面，对于一般社区居民而言，社区的公共事务或许是琐屑的，甚至是微小的，但是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在发达国家，政治现代化最常见的指标是“政治参与度”。一个社区中的成员对社区事务参与度越高，说明这个社区的发展程度和民主化的程度越高。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艺术的参与，从广义上讲，也是政治的参与，因为任何影响公共决策行为的行动皆可称之为政治参与。
当代中国关于公共艺术的进展值得我们关注
李公明：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的确值得反思。从中国古代艺文事业的伤时忧国传统到近现代艺术中的左翼精神，甚至包括在全能政治时代中的艺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教化精神，其间都有一种精神维度的相近性。因而在今天提出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问题时，很容易与过去的口号产生联系。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对于近现代以来的文艺左翼精神应该在驱除其庸俗社会学成分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和评价其道德内涵和批判精神；二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基本理念与核心精神是实现社会成员间的自由交流。尤其是针对社会弊端与人生苦难，当代艺术应该承担起道义批判与人文关怀的使命。
孙振华：当代中国关于公共艺术的进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社区公共艺术而言，中国的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启动。深圳市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在龙岗区开展了“送雕塑进村”的活动，首批雕塑已经安放在城市化了的村庄里。
对于此类的尝试，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真正认识公共艺术的精神？公共艺术是不是一种单向的赐予，它如何体现社区的传统和历史，如何尊重社区居民的参与权利，形成艺术与社区居民的互动？特别是，它要保留社区的记忆，包括苦难记忆。我以为正是由于公共艺术是一种公共事务，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不能有偏差。目前，公共艺术在中国最常见的使用办法，就像过去人们对待前代的佛像那样，用“公共艺术”为“城市雕塑”、“景观艺术”、“环境艺术”重塑金身。很多人使用公共艺术这个概念，不过是为了替上述概念换一个比较体面的说法而已，只是注意了外表形式，忽略了公共艺术的当代特征，忽略了它应有的精神指向和批判性，这种做法，还不能真正体现公共艺术的精神。
公共艺术的在中国实现的过程也是一个中国公众权利意识的启蒙过程
李公明：你谈到了批判性的问题，令我想起了青年黑格尔对罗马时代基督教的批判。黑格尔的愤怒批判难道是我们所无法理解与想象的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同样来质询当代艺术的存在价值与价值观念上的合法性吗？当代艺术离开了对社会政治与人生问题的关注和批判性思考，艺术家很容易成为了没有政治节操的投机商或顺民。
孙振华：就当前中国的公共艺术而言，我们可以对它的现状挑出很多毛病，指出很多问题，但是最关键的是制度建设，即，在公共艺术的建设中，由人治转向法制；由拍脑袋走向程序化；由随意性的行为变成制度化的行为；这些应该是当前建设中国公共艺术的关键。
公共艺术在强调公民的文化权利的同时，就中国而言，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唤醒公众的对公共空间的参与意识，提升公众关于公共艺术的素养。中国是一个没有公共艺术传统的国家，中国公共艺术的发展最困难的并不是创作能力，也不是创作经费，而是全民的公共艺术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素质。
李公明：你对现实状况的分析很有道理。你说到普及和启蒙，我则感到相应还有一个公共艺术的“少数人”的问题。不可否认，总是在权力与财富的周围集结了最多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少数，他们是体制现状的获利者和支持者，很难设想他们与穷人之间还有什么纽带可以连结在一起。可以说，公共领域中的当代艺术对社会的关注是残缺的，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关于社会正义的思想远未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觉诉求。
我们何香凝美术馆最近策划和正实施的《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新宣传画展》的宗旨就是以社会进步理论为指引，以现实中仍然大量存在的非正义、不公平的制度、现象为批判对象，同情苦难、反对麻木不仁，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我们为展览征集作品的海报有一句口号：“一切有良知的艺术家们行动起来，共同呼唤社会正义与公平！”